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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应理解

时间:2019-09-21 17:17来源:军事行情
正如日本原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所说,在中国生活或工作的日本人应该了解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并了解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受过的心灵创伤。目前中日政治关系受到日本政治右倾化影响

  正如日本原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所说,在中国生活或工作的日本人应该了解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并了解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受过的心灵创伤。目前中日政治关系受到日本政治右倾化影响停滞不前,但笔者认为,中日正面临着发展两国关系的机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在历史问题上没发生大分歧,对此深究得也不多。但要发展中日关系的话,历史问题是两国国民,尤其是日本国民回避不了的问题。因此,两国国民都关注、思考中日历史问题,并增强文化交流的话,这或许也是一个机遇。▲(作者是旅居中国的日本学者)

多数人的历史认识来自于历史教科书,也有部分来自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在日本,多数人对于战争的感性记忆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的空袭及冲绳作战等日本人被害的典型表现。相反,对于战争加害者责任的认识,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则比较淡薄。由于是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批判那场战争,很难得到亚洲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理解。对于这种由于历史教育导致的国民层面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差异,需要的是沟通与理解,特别是历史事实的共有,否则不可能形成共同的认识乃至共同的历史观。历史事实的共有乃至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些人的感情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所提出的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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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的感受有了一些变化,最近一些抗日片与过去的抗日片开始有所不同,有的片中甚至邀请日本人出演,即便是中国人演的,日语也比较标准了。以往影片经常过度丑化日本人,现在片子中过度丑化的现象减少,客观描述增加。我想,随着中日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密切,人员来往增多,描述日本人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促进亚洲国家间历史事实的共有,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可以促进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同时也是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批判日本右翼歪曲篡改历史的行径是学者的任务,而编写促进历史事实共有的历史书,促进共同的历史认识更是历史学者的责任。21世纪的国际社会是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对国际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对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途径也是这样。亚洲人民通过对战争历史认识的交流达到共识,这是我们对抗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的日本历史教育的对策。

在讨论互动环节,荣维木研究员同与会师生就欧美学术界对中国抗战评价、台湾对中共抗战评价、抗日根据地研究新进展、新革命研究范式和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抗日神片折射中国人心灵创伤

在战争结束60年后的今天,日本国内仍然有一些人鼓吹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自卫”战争,是领导亚洲与西方列强斗争的“大东亚战争”;他们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胜利“激励了东南亚甚至非洲人的独立愿望与勇气”;甚至认为“1960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殖民地独立的宣言与大东亚会议的宣言是一致的”。这些人强调西方列强对亚洲殖民的危险,而把日本对亚洲的扩张描绘为正义的反抗,宣扬其所谓的正当性,声称在当时国际形势的逼迫下,日本不发动战争会危及自身的安全,辩解说在19世纪以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西方国际政治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日本只是模仿和适应这一规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样一来,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被称为“解放亚洲而进行的正当而必要的行为”,日本军队强行征用韩国的慰安妇等罪恶行径则淡化为普通的商业行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亚洲各国实行统治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经历过战争的亚洲人民不难看出,这种鼓吹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自卫”战争,“大东亚战争”的立场,是完全站在战争时期“皇国主义史观”的立场上,完全是一种混淆善恶的思维模式。

演讲结束后,何虎生教授对荣维木研究员的学术报告予以高度评价,指出报告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全面介绍抗战研究的学术进展和存在问题,充分体现出荣维木研究员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卓越建树。

  第二,抗日片描述的是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心灵创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夺去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是事实。这事实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形成了日本人是坏人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反映在了抗日片中。

通过具体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意识,尽管许多人对于战争加害的历史事实了解并不深刻,但是对军国主义的危险还是有一定的警惕,不希望将日本再度推向战争道路。当他们意识到《新历史教科书》的危险的倾向的时候,就做出了不采用这本教科书的决定。这一现象对人们的启示作用是很大的。历史学者应当在这一基础上沟通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审,《抗日战争研究》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中国口述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首席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史料学与口述史。主要编著有《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抗日战争热点问题聚焦》、《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等。论文《谁在制造谎言—-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获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章入选奖。

  【日本】山崎忠信

否认当年战争的侵略性质,将其美化为“解放亚洲的战争”或者是不得已的“自存自卫”的战争的认识,在战后的日本仍然有一定的影响。肯定当年战争的认识与价值观的活动,即使在战争结束60年后,也没有完全被消灭,相反,在战后的漫长时间里,这些认识不断改头换面,被再生与再编,以至在近10多年里在日本出现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活动,出版了《新历史教科书》。

荣维木研究员重点介绍了1985年之后最近30年来抗战史学术研究的三个变化:一是研究视角由中共党史的阶段史拓展为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史。出现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要调动全民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系统工程的需要;二是研究主旨由以论代史转向对历史真实做科学总结。抗战史求真主旨的贯彻,最突出的表现是开始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予以比较客观的描述和评价;三是研究空间由单纯的政治、军事史研究扩大为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部历史现象的研究。同时,新的研究范式和战争遗留问题等全新课题,也开始出现大量成果。最后,荣维木研究员指出抗战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实证性研究有碎片化的倾向;二是民族主义情感支配下有反科学的倾向。

  笔者在中国生活十多年,刚来北京时,为提高汉语水平、学习中国文化,经常看电视。当时笔者对中共党史比较感兴趣,看过一些有关抗日战争片。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抗日片里出现的日本人都是野蛮的、傲慢的,他们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做法强加于中国人。笔者认为,这些影片都是着重体现日本人不好的地方。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而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节日,也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的节日。

3月11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前沿讲座在逸夫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维木研究员应邀作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现况与前瞻》的学术演讲。本期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虎生教授主持,来自校内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院与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和机构的60余位师生聆听了讲座。

  然而,对中国情况了解不深的日本人则认为,“中国的抗日片都把日本人变成了魔鬼。”为何抗日片喜欢“过度丑化”日本人呢?笔者认为有两个理由;第一,通过电视剧,让人民了解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的作用以及原有的优良传统。中共党史离不开抗日战争史,甚至可以说,抗日片本身就是宣传中共党史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片需要描述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与凶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做斗争的故事。

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以及其他遭受日本占领与殖民主义统治的亚洲国家都进行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尽管日本在许多国家豢养了亲日的政客,但日本的泛亚细亚的宣传对他们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多数政治家与广大的人民识破了日本的野心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性,识破了日本的花言巧语,他们不希望由一个外国的统治换成另一个几乎肯定更为凶暴的外国的统治。许多人不惧怕日本军队的威胁恐吓和残酷报复,在各地掀起了反抗运动,在各地组织了抗日的武装斗争。亚洲人民的共同抗日陷日本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荣维木研究员首先梳理了抗战史研究的三个阶段:抗战研究最早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主要是基于搞清楚战争基本规律,以制定正确对策,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建国后至1980年代初期,抗战研究开始作为真正的历史进入学者视野,此阶段特点是研究被包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之中,不是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研究,带有局限性;1985年之后,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宽松和多边档案的开放,在学界共同努力之下,抗战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已经逐步成为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显学”。

  日本是加害者,而中国是被害者。一般来说,加害者过段时间就忘掉了自己犯过的错误,而被害者却难以忘掉受过的伤害。因此很多日本年轻人看中国抗日片,是领会不到中国人曾遭受的心灵创伤。他们往往认为战争与自己没有关系,这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以说,这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一部分。一些日本人说的“中国把日本人过度丑化”是一个加害者的说法。

近代以来,作为亚洲地区成员之一的日本,走过了与亚洲许多国家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与亚洲的许多国家一样,都受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共同面临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危险,当然也为摆脱那样的悲惨命运在进行着殊死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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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历史教科书从战前到战后发展的考察,使我们认识到教科书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看到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利用教科书促使社会右倾化的危险性。但是另一方面,从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改善”与“改恶”的斗争和《新历史教科书》在采用过程中遭到的挫败,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社会中的许多人对此是有警惕的,这使我们不能不思考采取的策略。

但是,经过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和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日本迅速推进军事大国化,日本的军国主义伴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而在19世纪末正式形成,“亚洲门罗主义”是其军国主义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由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和国内自然资源不足,日本的对外政策更富扩张性;而国际经济竞争力相对不足,使它在占有海外市场和资源时更具排他性;军人和军部在制定国策中所占有的支配地位,则使它在侵略扩张中更加依赖武力。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日本已经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领土扩张野心,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则进入法西斯主义的最高阶段,走上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军事至上的帝国主义,其对外侵略的手段就是战争,而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企图建立帝国主义时代的地区霸权主义。这一霸权主义的目标是:第一,在思想上实行“亚洲门罗主义”;第二,在政治、经济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第三,在军事上控制整个西太平洋。日本军国主义为达成上述目标,走了一条四面树敌,自取灭亡的道路,同时也给亚洲各国人民和本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日本向亚洲的扩张与殖民统治也激起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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