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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献词,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时间:2019-09-21 17:16来源:军事科技
原标题:【中美关系】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进入专题: 新时代  中美关系  制度竞争  整体防御  驳赵通 ——读《开元献词》 《世纪教科文》的社长赵通先生,为该刊创刊号

原标题:【中美关系】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进入专题: 新时代   中美关系   制度竞争   整体防御  

驳赵通

——读《开元献词》

《世纪教科文》的社长赵通先生,为该刊创刊号写了篇《开元献词》,开篇讲“规律’’、《法则》,左一个《规律》,又一个《法则》,然后把矛头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德国人很聪明,黑格尔翻腾出古希腊哲学以论其精神原创。费尔巴哈又从另一面强调‘物质’,马克思又各取一半,并将黑格尔的头足‘倒栽葱’,又从古董里折腾出柏拉图,结合欧洲的圣西门、傅利叶,装点了他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恩格斯后来也管不了许多,一哄而起,吵闹了一阵,最终都骂希特勒。总算还有个苏共,自称继承了正统的马克思遗钵,世界走进了‘雅尔塔’原来的同室又操戈,两伙相互攻击。可斯大林也太不是东西,共产国际共产了不久,后院就着火了,赫鲁晓夫棒打了‘鲁平王’,毛主席也骂了他几句,可在反修防修中照样走自己‘正确’的路。怎奈物极必反,尽管现在第三世界还有人走毛主席的路,可中国老邓不干了,不仅不干,还与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接吻。于是世界走出了冷战格局,重新大洗牌。资本帝国主义高兴了,以为苏联解体,中国又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西方价值观念成功了,世界将要一体了。可中国老正统不高兴了,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言中了,第三代被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和平演变’了。可恰恰就在这时候中国赢得了发展机遇,20多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路,东方爆亮了。”

对赵先生的高论,谈谈看法。

“装点”是装饰点缀。用这两个字形容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

马克思在创立他的学说时,吸取了前人的先进思想,这正是理论创立的规律,科学理论的创立,离开批判的继承前人的先进思想,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批判地吸取前人的先进思想,是为了创建自己新的理论,而不是拿来做装点。他从黑格尔哲学中吸取了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内核,抛弃其唯心主义外壳;从费尔巴哈哲学中吸取了唯物论,扬弃了其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伦理观;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人类认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他发展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等科学因素,批判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庸俗成分,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批判地吸收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些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中的积极成果,根据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不是偶然的。1825年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升到首位。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斗争实践和科学探讨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

“恩格斯后来也管不了许多,一哄而起,吵闹了一阵,最终都骂希特勒。”从“后来”二字看,说的是马克思逝世之后,到恩格斯逝世这段时间的共产主义运动。

恩格斯在他生命最后的12年中,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

马克思逝世后他完成的第一个浩繁的工作,是整理、订正、加工和编纂《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在编纂中根据新的研究和新的情况,充实了马克思的手稿。他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资本作了精辟的论述。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因素即垄断现象,作了深刻考察,指出在一些工业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那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恩格斯已经把握了这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为《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增加了新的内容。在编纂《资本论》的同时,还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作了坚决的斗争,揭穿了所谓洛贝尔图斯首创剩余价值理论的谎言,痛斥洛里亚所谓价值学说与生产价值学说发生矛盾的责难等等,捍卫了《资本论》的立场和科学价值。1885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1884年出版了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考察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石器到新石器、到铁器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研究了原始公社解体的过程,分析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交换、货币、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出现,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途径和形式,总结了原始公社制和奴隶占有制发展的规律。他证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并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它们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相对地不发展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级将不可避免的归于消灭,正如它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阶级既经消灭,国家也归于消亡。这部不朽的着作,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恩格斯在他最后的12年里,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建设进行了指导。对工人阶级政党内的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地斗争。针对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行,l891年初公开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并为该书写了导言。同年6月完成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三本着作,集中阐述了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针对德国党和法国党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l894年发表了他最后一部重要着作《法德农民问题》。这时,工人运动中的农民同盟军问题已提到行动的日程上。他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阶级各阶层状况,指出小农经济的破产和中农的分化现象,规定了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政策。指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决不能像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剥夺小农。“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这部着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方面最重要的文献。以上几部着作不仅指导了当时的工人运动,打击了机会主义,也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留下了锐利武器。恩格斯最后的12年,不是“管不了许多”而是管了许多,许多,贡献了许多,许多。

“一哄而起”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

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遭到各国反动政府的疯狂镇压,但工人阶级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进行着艰苦的积聚力量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工人阶级的队伍还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坚强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向各国工人阶级发出建党的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热烈地响应,在欧洲、北美的许多国家里先后建起了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砸机器开始的,由自发的斗争到自觉地斗争,由盲目的斗争到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由示威游行到拿起枪杆子夺取政权直至夺取政权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系列的斗争,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政党。俄国工人阶级正因为组织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工人阶级正因为组织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才推倒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开辟了道路。工人阶级革命建立自己的政党,是革命经验的总结,是经过牺牲流血,无数次的失败,得出的结论,决不是什么“一哄而起”,如果是一哄而起,共产主义运动就不会发展到今天。

“吵闹了一阵”是指马克思主义者对各种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吵闹”,是对这种斗争的奚落。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自马克思主义诞生那天起就有各种机会主义作祟,正确地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作了不可调和的斗争。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右倾主义在各国工人党内普遍滋长起来,德国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法国有入阁派,英国有费边主义,俄国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等等,等等,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与其进行了坚决地斗争。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斗争不是“一阵”,而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而发展,这种斗争是一直没有停过的,它不能停,也决不会停,不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革命就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这是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无可争辩的事实。

“最终都骂希特勒”,莫明其妙!希特勒与“恩格斯后来也管不了许多,一哄而起,吵闹了一阵,”这三件事有什么关系?第二国际成立那一年他出生,第二国际解散那年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普通士兵,他与共产主义运动连边都挂不上!“最终”是什么时间?现在全世界人民都骂希特勒,因为他的作恶,给人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如果一定要把他同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他与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关系,只是敌对关系、对头关系!他与共产党发生关系的第一件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当上了德国陆军政治部的一名侦探,19 19年9月的一天,他接到命令,让他调查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政治团体,看看这个小党是不是被共产党控制。这个所谓的“德国工人党”是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团体,与共产党毫无关系。就是这次调查,他被拉进了这个小党,并由此发迹。他发迹起来窃取大权后,首先向共产党人开刀。他1933年1月30日,登上德国总理的宝座,2月的一个夜晚就搞了臭名昭着的所谓“国会纵火案”,希特勒在现场大叫:“这是神的指示,现在我们要打击共产党!”,他们抓住一个所谓“纵火犯”马上宣称他是“共产党员”。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大搜捕,先后有40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入狱,其中有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有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格·季米特洛夫。他贼喊捉贼,栽赃陷害。在他们搞的所谓审判中,季米特洛夫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把审判变成了反审判,义正词严,驳得他们无言以对,正义战胜了无耻!这是共产党人与希特勒的第一场战斗。最后的决战,是斯大林格勒大战,这一战消灭他33万大军,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接着直捣他的老巢,把他送上天!消灭这个法西斯魔王,共产党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刽子手怎能与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人沾上边呢?!

是谁让这个魔鬼为害人类一时呢?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给了他飞黄腾达的机遇。在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德国有800万工人失业,几乎两个工人中就有一个人挨饿。工人斗争的烈焰遍及全国,1932年,两个月中就爆发了900次罢工。内外交困的资产阶级,感到再也不能按老办法统治下去了,“只有剑才是德国的经济政策”。希特勒看到了机会,大搞竞选,欺骗人民,1932年竞选居然得了1300万张选票,纳粹党获得了230个席位,成为全国第一大党。纳粹党的冲锋队也发展到了10多万人,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垄断资产阶级找到了救星:有l7个工业、银行巨头上书总统兴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组阁。是垄断资产阶级把他捧上了台,他由此开始危害世界。希特勒的发迹史、罪恶史与共产主义运动有何相干?

难道是因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个党名吗?如果是这样,那不是沾边就懒吗?社会主义这个词,自从空想社会主义问世,欧洲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等等,各个阶级都借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兜售他们的私货,他们无一不是欺骗麻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平息无产阶级革命,以达到他们各自主张的或已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个不知,那个不晓?能懒得上吗!把希特勒这个名子与共产主义运动连在一起,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侮辱!希特勒搞的“国会纵火案”是对共产党的栽赃陷害,赵先生这种无中生有的作法,是不是陷害?若说不是陷害,又该怎样解释?

“总算还有个苏共,自称继承了正统的马克思遗钵,世界走进了‘雅尔塔’原来的同室又操戈,两伙相互攻击。”这句话,对历史不分青红皂白!

“总算还有个苏共,自称继承了正统的马克思遗钵”说的刻薄!苏共出现在世界上,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和新胜利。以列宁为首的苏共,胜利的领导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武装夺取政权方式取得胜利,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爆发了“五四运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苏共虽然垮台了,苏共的精神永存,苏共的历史功绩永垂不朽。苏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苏共的缔造者列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些或一个国家,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结论,从而科学地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垄断前资本主义做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一切或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不是宗教教义,没有正统非正统之分,一切违背、修正、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如果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看作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是给马克思主义抹黑。

“世界走进了‘雅尔塔’”,指的是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系实质上是美苏两国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对世界格局做出的两分天下的划分,它深深打上了大国强权的烙印。二战中美国发了大财,战后西欧各国普遍衰落,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苏联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强盛起来,扩展了疆土,解放大片东欧领土,战后只有苏联才能与美国抗衡。雅尔塔体系是美苏争霸的基础。

“原来的同室又操戈,两伙相互攻击”,“同室”?谁跟谁同室?欧美帝国主义与苏联是同室吗?英美等虽然在二战中与苏联结盟,那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希特勒的危害,在希特勒的炸弹没有落在他们头上的时候,则是牺牲捷克搞绥靖主义,想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苏联,在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之后,不得不与苏联结盟。结盟后他们与苏联也是貌合神离,1942年5月和6月苏联同英美在伦敦和华盛顿谈判,美英同意于当年在德国占领下的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在苏联战场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却迟迟不动,直到1944年6月6日才在诺曼底登陆,这时苏联已经反攻,对德作战已经胜利在望。在同盟国接近胜利的时候,通过各种会议,都力争各自的势力范围。战后1946年3月,丘吉尔就发表反共的“铁幕演说”,鼓吹英美联盟遏制苏联,对抗共产主义运动,拉开了“冷战”序幕。1947年美国以希腊、土耳其受到威胁为由,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同室,更不是兄弟。一个要实现共产主义,一个千方百计的遏制共产主义,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能混淆的。

“可斯大林也太不是东西,共产国际共产了不久,后院就着了火,赫鲁晓夫棒打了‘鲁平王’,毛主席也骂了他几句,可在反修防修中照样走自己‘正确’的路。”赵先生不仅歪曲历史,攻击共产主义运动,还出口伤人!

“斯大林也太不是东西”,不知赵先生与斯大林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的,他犯过错误,给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造成了损失,但对他的错误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全盘抹煞。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因多次被刺,身体受到严重伤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过早的逝世了,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重担落在了斯大林的肩上。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不能不看到,斯大林是把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实际的第一人,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下,其艰难可想而知,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全靠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走弯路,迈错脚步,是难免的,这是常理。斯大林的一生,有错误也有功,不能只指责其过而不说其功。是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人民,把苏联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和支持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他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人民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做出的贡献,永世长存。斯大林领导和指挥的苏联红军,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主力,在粉碎希特勒在欧洲的野蛮侵略,铲除法西斯对世界的危害他功不可莫,他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名垂青史。对斯大林的否定,就是对1924年至1953年这段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否定,就是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这段历史的否定,而历史是不能中断的。

“共产国际共产了不久,后院就着火了,赫鲁晓夫棒打了‘鲁平王’”,把共产国际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连在一起,是对历史的歪曲。共产国际是在列宁领导下,于1919年3月建立的,它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种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经各国共产党同意,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解散。共产国际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有什么关系?共产国际解散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做出的决定。那时赫鲁晓夫还没有篡权,他还“着”不了“火”!所谓“着火”、“棒打”,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他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借口反对个人迷信,攻击和否定斯大林的功绩和历史地位,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核心,动摇了根基,给攻击共产主义的敌对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批判和纠正,但是,不能对他进行个人攻击,不能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不是孤立的个人,从1922年4月当选为党的总书记起,直到19 53年3月逝世,他都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岗位上工作,否定斯大林,实质上是苏联共产党自己否定自己。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其深刻的教训,一个党如何正确地对待领袖的错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毛主席也骂了他几句,可在反修防修中照样走自己‘正确’的路。”毛主席对斯大林做了正确地评价。“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并且说“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反修防修没有错,毛主席的路没有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修正主义做了坚决的斗争,彻底批判了赫鲁晓夫搞的“三和一少”“全民党全国家”等违背无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长达十年的反修斗争,不仅使我们党免受修正主义之害,而且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深深扎下了根,增强了全党的政治免疫力,因而在毛主席逝世后,我们不但没有出现斯大林逝世时那种沉痛的局面,而且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风浪。为了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想和目标——共产主义,毛主席在他伟大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开辟两条路,一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行武装斗争,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全国胜利。这条路艰苦卓绝地走了22年,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扬眉吐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国民经济恢复后,毛主席及时率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第二条路,即社会主义的路。社会主义的路,是毛主席带领我们走的唯一正确地路,是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得出的结论。是的,毛主席在晚年犯了错误,这不过是在前进的路上摔了个跟头,一个跟头,不能代表一条路。摔了跟头,爬起来,总结经验教训,前进的脚步更扎实。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纠正错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成熟壮大起来的。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他为我们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

“怎奈物极必反,尽管现在第三世界还有人走毛主席的路,可中国老邓不干了,不仅不干,还与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接吻。”这是信口雌黄!

在毛主席开辟这两条路的奋斗中,邓小平一直是毛主席的左膀右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邓小平同志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挺进大别山,横渡长江,解放大西南,和平解放西藏,为创建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战争结束不久就调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得力助手。“文革”中虽然受到了打击,但对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坚定。“文革”结束后,正是邓小平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纠正了毛主席的错误,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重心领上经济建设,率领我们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纠正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恢复了毛主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把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公布的四个现代化,确定为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总路线,然后又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邓小平同志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中国的老邓不干了”从何说起?!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对它的否定,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是对毛主席的否定,而是对毛主席开创的事业更好的继承。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针对社会上一些反动思潮,及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60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跟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正是邓小平同志抵制了反社会主义思潮,坚决捍卫了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今天。如果“老邓不干了”,让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得逞,中国早就四分五裂了!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党所做的一切,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带领我们党所做的一切,没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一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容割裂!

“不仅不干,还与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亲吻。”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侮辱!毛主席逝世后对外关系,邓小平同志也是沿着毛主席外交路线向前发展的,他不只一次的提起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和与中日、中美建立正常关系的决策,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情况,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对毛主席外交路线的发展。发展不是否定,而是更好的继承。发展对外关系,学习吸收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也是毛主席的主张,毛主席说过:“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邓小平同志正是过样做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一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的意义。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我们和各国发展外交关系,经贸往来,文化交流,都是有原则的,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经济等方面,比我们先进,但我们不卑躬屈膝,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但不唯洋是从。“亲吻”什么意思?用这两个字形容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为我们开创的外交路线,符合实际吗?说邓小平同志“与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亲吻”,你不觉得太放肆了吗!

所谓“原来的敌人”,也应该说清楚。我们不想与任何国家为敌,可人家要与我为敌,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应敌。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就支援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可他们打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他们就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此后从日本到越南,成月牙形包围我们,封锁我们,相当长的时间不承认我们。历史的发展让他们认识到:与中国为敌对他们有害无益,这才有尼克松的来访,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我们不想与任何国家为敌,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愿和任何国家发展关系。当然,如果非要与我为敌,也只好应敌。

毛主席的路,是社会主义的路,是完全正确地路,请把加在正确二字上的引号去掉。毛主席的路,社会主义的路,不仅“第三世界还有人在走”,全世界都要走,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只有经过这条路才能到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于是世界走出了冷战格局,重新大洗牌。资本帝国主义高兴了,以为苏联解体,中国又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西方价值观念成功了,世界将要一体了。可中国老正统不高兴了,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言中了,第三代被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和平演变,了’。可恰恰就在这时候中国赢得了发展机遇,20多年走过了西方儿百年走过的路,东方爆亮了。”,这几句话,颠三倒四,驴唇不对马嘴。

“世界走出了冷战格局”是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标志的,时间是在1989 年到1991年之间,而我们与美国改善关系是从1971年开始的,前后相差20年,以中美建交的1979年计算,也相差十几年,怎能把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与冷战结束扯在一起呢?中美建交时,冷战并没有结束。

所谓“重新大洗洗牌”,冷战后争取和平谋求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但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一霸,由于失去制衡,这一霸更加猖狂,搞单边主义,先发治人,到处插手,抛开联合国,轰炸南联盟,入侵伊拉克,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妄图统治世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地区冲突加剧,局部战争不断。由于贫富不公,强权逼迫,极端主义作祟,恐怖主义猖獗。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是当今人类的两大毒瘤,毒瘤为害,天无宁日!

“资本帝国主义高兴了,以为苏联解体,中国又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西方价值观念成功了,世界将要一体了。”苏联解体着实让帝国主义高兴,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苏联一诞生,他们就想把它掐死在摇篮里,可惜没掐死,二战中企图用希特勒这股祸水消灭它,可事与愿违,苏联经过战争的锤炼,更强大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帮他们实现了梦想,帝国主义焉能不高兴?可对中国的发展和强盛,帝国主义不但不高兴,而且害怕,不仅叫喊中国威胁论,也时时设法遏制。苏联解体是西方价值观念一时的、局部的胜利,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决不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胜利”,这一点,不能不清不浑。世界是要走上一体的,但不是西方的价值观念,而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两个概念,不容混淆。请听听江泽民同志是怎么说的:“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不能去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领导,绝不能搞多党制;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把西方议会民主搬到我们这里来。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绝不能搞私有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具有自身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中国如果走向资本主义是个什么结局呢?不但发展不起来,而且连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也保不住,势必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变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没有什么独立自主权。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就讲清楚了。有些人老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搞市场经济好啊,可是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认为是多余的,总是感到有点不顺眼、不舒服。国外一些人提这种问题,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看惯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希望中国完全照他们那个样子去搞。我对西方国家一些来访的人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一定要明白,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掉的。更不允许把“社会主义”换成“资本主义”。

“可中国老正统不高兴了,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言中了,第三代被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和平演变’了。”,“中国老正统”是什么人呢?是为中国人民打天下的老战士、老干部。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对一些事情看不惯,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不可避免的进来的一些污泥浊水,使他们有些想法,这不奇怪,他们担心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改变颜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成就使伟大祖国的面貌同新月异,国际地位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一些想法早就消除了。特别看到一代接一代的领导核心,团结成熟,坚强有力,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次次战胜国内外各种风浪,我们党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让他们感到欣慰、放心。他们在晚年看到自己打下的江山如此光辉灿烂,他们高兴,非常高兴!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还说“中国老正统不高兴”是不符合事实的。

“和平演变”云云,是臆造。请调查调查,哪一位老战士、老干部有这种看法?什么叫和平演变了?世界上已有实例,就是像东欧各国和苏联那样,共产党丢了政权,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这样吗?妄想中国被和平演变的人是有的,那是别有用心的人!

“20多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走过的路”,说的对,这是个奇迹,了不起的奇迹,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绝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奇迹,企图用改革开放的成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是痴心妄想!

赵先生的大作,开篇讲规律,继而攻击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东拉西扯之后,又大谈信仰:“人们只顾眼前利益……就是不要信仰,也没有好信仰可信”,“民族和人一样,一旦失去信仰……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21世纪将是信仰的天下,……必须……再造信仰,重塑主义。”这就告诉我们:讲规律,是为了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它不合规律;其目的是为了“再造信仰”和“重塑主义”。

必须正重地告诉赵先生:经过苦苦求索确立起来的共产主义信仰,只能坚定,绝不能“再造”;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巩固完善,绝不能“重塑”。80多年来共产主义信仰,鼓舞我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当年烈士们面对屠刀,怒斥敌人:“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振聋发聩、使敌人胆战心惊的声音铮铮在耳!烈士们为了信仰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在信仰的鼓舞下,铲除了压在中国人民头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半个世纪艰难困苦的跋涉,走出了欣欣向荣的小康社会,今天,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稳步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对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信心满怀。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如果“再造信仰,重塑主义”,几代人经过革命建设改革所创造起来的一切成果,都会前功尽弃,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赵先生写完大作,还觉得言犹未尽,文后又加了个“作者文末增言”说:“人生就是如此悲哀,奋斗一生也装点不了一方山水,个中滋味有几个知晓呢?连本文这几句话,也实在不是独裁专政时期能出笼。”。

“增言”有些酸楚。人生是否悲哀,在于人生态度。同样经过历史的洗礼,有的人耿耿于怀,有的人不计恩怨。这不奇怪,因为人的立场不同,认识各异,总结人生,不免有人悲哀,有人坦荡。

“增言”把改革开放前,看作“独裁专政时期”。所谓“独裁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一诞生,帝国主义者就如此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建国初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时让赵先生上述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泛滥,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革命就会失败。赵先生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才发出难以“出笼”的感叹。即使在人民政权已经巩固的今天,也不能让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言论横行无阻,如果任其泛滥成灾,共和国的大堤,就有可能毁于蚁穴!

2005年5月16日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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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张文木  

一、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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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已经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将其政治基础从石油美元转为军火美元并异化为战争政府,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随着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与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但是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没有改变,不过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抓住国际社会主要矛盾,把握国际斗争规律,科学研判国际局势,吸取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学习毛泽东对敌斗争艺术,采取一种在总体防御中的局部进攻的方针,把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作为优先考虑的选择。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①],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

  

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达370万,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一  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因此,这一时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而是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二、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它手握大量军工订单,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这从反面将中国推至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一方。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印尼总统苏加诺关于未来日本“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②]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临严重收缩。

   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据报道,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它连前十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年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消息,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1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③]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在2007~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低于1929~1940年的增速,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他认为:

   其实,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达370万,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④]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因此,这一时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而是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在100年前也出现过。1916年,列宁在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二  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他‘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8000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2017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IHS Markit分析员伊士曼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大幅增加军费。”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它手握大量军工订单,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⑤]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据报道:2018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冷战后全球军费的最高纪录是2010年的16300亿美元。”此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欲罢不能。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制度是世界的动荡根源。1973年6月5日,他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

   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这从反面将中国推至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一方。1956年,毛泽东在回答印尼总统苏加诺关于未来日本“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⑥]

“经济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现。”在国际资本收益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但空间将迅速收缩。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准备。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临严重收缩。

三、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

   据报道,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它连前十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年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消息,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1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⑦]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在2007~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低于1929~1940年的增速,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他认为:

“问题就是矛盾。”观察今天的世界矛盾,还得回到阶级分析方法。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对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的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国及欧洲国家走向“冷战”对抗。而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概念,与美国形成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同志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看待世界局势。毛泽东同志在谈当时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地是用“三个世界”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10年后,他又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1974年2月22日,他在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到世界形势时说: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⑧]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在100年前也出现过。1916年,列宁在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关注和指责。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使新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反正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确实需要深入总结。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货币没有主人”,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示出其腐朽性、反动性和穷凶极恶特点: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它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日益难以调和的矛盾。新时代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反动特点将使世界历史的“摆钟”再次向社会主义一边靠拢,用列宁的话说,它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结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⑨]

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历史又将我们送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新时代。2018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今天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敌人”已是世界和平,这使得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前所未有的壮大。世界政治正在向光明面演变。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他‘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8000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⑩]2017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IHS Markit分析员伊士曼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大幅增加军费。”[11]

四、新时代没有“新冷战”

   据报道:2018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12],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冷战后全球军费的最高纪录是2010年的16300亿美元。”[13]此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欲罢不能。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制度是世界的动荡根源。1973年6月5日,他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14]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国内外舆论中出现了“新冷战”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口号。可以说,这个概念和口号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它们缺乏矛盾分析,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在客观上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中国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

   “经济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现。”[15]在国际资本收益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但空间将迅速收缩。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准备。

残局当以高手结束,败局可用傻二翻转。就在苏联“似乎在席卷挡在面前的一切”的时候,却倒在演员出身的里根的所谓“不按套路出牌”的冷战戏路之中。基辛格不无庆幸地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接着,他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南北矛盾已激化;与列宁时代相比,今天的“压迫民族”内部也已严重分化,并从南方国家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同志“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大本营的帝国主义“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以至出现“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失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外交路线。

三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

五、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略和策略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6]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是有主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是有方向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的,这就是推进人类历史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时代的中国成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样的历史特点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历史,是近现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而它不能不带有这个大时代的一般特点。列宁说:

“问题就是矛盾。”观察今天的世界矛盾,还得回到阶级分析方法。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对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的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国及欧洲国家走向“冷战”对抗。而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概念,与美国形成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17]。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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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美博弈中,美国已从“9·11”时的“一鼓作气”,经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再而衰”阶段,现在的美国已进入“三而竭”历史阶段。因此,时间在中国一方。进退失据的特朗普身上已有了当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氏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氏不要华约,特朗普也几乎不要北约了。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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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有入木三分的评价,认为:“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与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195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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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本文链接:/data/112137.html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今天特朗普执政风格已很有些赫鲁晓夫的率性特点。戈尔巴乔夫是将赫鲁晓夫政策贯彻到底的人。基辛格看出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

如用基辛格的这个评价预言美国的未来是合适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国与当年的苏联一样,已是日薄西山。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采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全面进攻的外交策略。20世纪70年代,鉴于美国的衰落,1971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975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讲话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苏联的全面进攻的外交政策的结果,是将整个西方国家推向苏联的对立面并由此耗倒了苏联。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时代,我们外交政策仍要采用“熬时间”的路线,准备持久斗争。1941年7月15日、18日,毛泽东同志分别复电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敌强我弱的大势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同志“熬时间,不伤元气”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在这方面,新中国外交不乏成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内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也掀起反华合唱。中国安全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在东南方向,美国在越南推进“特种战争”,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在北方,1962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在西南方向,印度借机蚕食中国边界。为了应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同志总体上采取守势策略,但在西南局部方向,亮剑印度,攻其不备。一仗下来,遏止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非法蚕食,同时打破了美、苏、印结成的反华联盟。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对马毛泽东同志的策略表示赞赏:

……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

对印自卫反击战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基本偃旗息鼓。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外交由此转入相对主动。

“熬时间、不伤元气”,总体防御并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一种积极防御方针,即总体防御、局部进攻方针。今天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及全球大国关系与20个世纪60年代相比已有天翻地覆且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但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仍没有变。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目前,中国大陆解决台湾与祖国分离问题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尽管从整个太平洋和全球范围看,中国与美国力量对比处于弱势——因此中国宜采取总体防御方针,但在东海一域,中国已具备优势条件。其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目前中国周边出现前所未有的以中国为向心力的合作趋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两面受制的外交困境基本消除。

第二,“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前所未有地缩小。

第三,支持“台独”的美日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地虚弱。

第四,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和台湾岛内支持两岸统一的力量进入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

第五,我们的目标不遥远,因此它不会透支国力。于情,我们得道多助;于理,我们只是在索回本属中国的雅尔塔权利,不触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法权体系。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应是可以优先考虑的选择。(注释略)

作者:张文木(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原载于2018年第7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题为《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兼析苏联后期的外交失误及目前“新冷战”概念的错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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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军事科技 本文来源:开元献词,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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